图为中德经济技术合作论坛会议，两国总理均出席。
周末德国大选对德国选民而言，象征一个“维持现状”时代结束。尽管主要竞争者争相以默克尔继承人自居，以接收其政治资产，部分政策将在后默克尔时代出现改变，是可确定的，其中，应包括我们最有感的德国对中政策。
在默克尔主政十六年期间，她的中国政策是以经济关系作为定位与基调，尽管她与北京曾因接见达赖喇嘛而有低潮，但她仍是Ｇ７中对中最友善的大国领袖。她以经济关系定位德中关系，放在全球经济体系变迁的大脉络下看，是一个相对合理的政策。
默克尔于2005五年执政，正逢中国大陆加入WTO，进入全球生产体系的经济崛起阶段；彼时的中国大陆对德方是快速成长、机会无限的蓬勃新兴市场。对中方而言，世界工厂的需求与机遇，成为长于精密机械的德国制造业最主要客户。默克尔任内访中十二次，到访城市均为德国企业投资重镇，她的访中次数与地点选择，很大程度地说明了德中关系的本质。
中国大陆经济崛起对德国出口型经济，在默克尔主政期间得以维持高成长、低失业，功效显著。德国经济表现在欧元区一枝独秀，使得德国在欧债危机发生后，实质性垄断过去与法国共享的欧洲领导权，默克尔亦成为欧洲的全权领导者。
然而，此一共同富裕的德中关系，在中美贸易战后已不复返。全球经贸脉络在中美对峙，不因美国政权轮替改变，浮现了新常态，进入了新路径；中国大陆的发展目标不再是改革开放，而是追求产业自主以达到国家自主的新轨道，加速去美国化，或者说是去西方化。过去对德国制造业高度依赖的德中关系，自然也面临了调整与去化。
国际大环境变迁也交织着产业发展的变迁。经过多年追赶、模仿、学习与优化后，在例如绿能、汽车制造业等产业，中国大陆不再是德国的消费者，而是有竞争性的对手关系。换言之，即便德国的新政府愿意继承默克尔路线，将双边关系定位在经贸关系，本质也已从依赖质变为竞争。
在全球经贸与产业发展都翻过一页的现实下，后默克尔时代德国对中政策将出现一定程度改变。此次德国大选，对中政策罕见成为议题焦点，以及百分之四十七德国民众在一项民调中认为中国大陆是对手，或是有冲突的敌对者，说明对中政策转变，已逐渐成为德国政治新共识。新共识会如何与变化中的欧美关系共伴，从而牵动欧盟的两岸政策，是值得观察的。德国因素的到位，始终都是欧盟对外政策出现转折的充分要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