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的12月25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面容疲倦地出现在在苏联各国电视频道上，他签署了自己的辞职宣言，并同场宣布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结束，然后便黯然地离开了克里姆林宫的权力中心，与苏联一样消失于历史的洪流当中。
1991年，世界格局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先有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家退出华沙公约组织，导致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军事联盟在7月正式解散，其后俄罗斯、乌克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等在8月起骨牌式宣布脱离苏联独立。最终戈尔巴乔夫的这一幕，在无数苏联人眼中或许是代表着一个未知时代的开始，但西方国家的眼中这些变化却被演绎为资本主义的胜利，是自由民主制度战胜了社会主义制度。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更是展现出无比的自信，苏联计划经济的崩溃尤其成为了他们推论市场经济较为优越的佐证，甚至后来不少美国媒体亦流传着各种理论和说法，解释社会主义有着不能修正的流弊，从而说明资本主义制度配合自由民主制度方将是历史的最终模样。然而30年过去，社会体制就有必然和最终的模样吗？
流行于西方的误解
回顾苏联最后的岁月，经济凋零的确是困扰无数苏联人的噩梦。自80年代起，苏联的经济已经疲乏。即使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出掌苏共的领导层后，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在1986年曾经一度有较理想的增幅（4.1%），但增长很快就在及后几年消失，80年代后期各成员国甚至陆续出现了粮油食品需要凭票限额供应的情况，而消费品短缺更是大大降低了苏联人的生活质素。
当时不少流行于美国的观点遂都认为，这些经济问题是由于僵化和死板的计划经济所致。而他们更认为苏联将不可能不面对激进的私有化和市场化，尤其是因为社会主义限制了个人的自由和价值，因而令效益不能发挥。他们甚至以一样的目光批判正在中国发生的改革开放，并认定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必然地不能契合。而在苏联正式解体后，这种观点似乎更得到历史的认证。
然而，与其说苏联的解体是由于社会主义的流弊所致，并且把苏联这社会主义国家的失败扣连上它背后的国家体制，倒不如说苏联的瓦解是各种政治、社会、经济因素交错的结果。当时戈尔巴乔夫错过了改革的机会，甚至在方法和策略上都犯了过失，尤其是他所依赖的官员都不谙市场规则，不少仍然坚持掌握各项国有资产，而且往往带有浓厚的党政色彩。而且更多的分析都说明，苏联的倒台尤其是关系到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权力结构的更迭、党内“保守派”对其改革的阻挠，甚至是不少民族主义领袖的野心等。
如果简单地以苏联的经济困境，推而广之说明是制度的没落，未免是流于表面的陈腔滥调，最终是没有理解体制取长补短的必要。
所有制度的关键系于改良主义
30年前苏联虽然因为经济崩坏而陆续迈进了历史尘埃，但同样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却在经济上得到极大的成就，事实已证明社会主义并非必然地一穷二白。值得注意的关键却往往不是哪一种的主义和制度有较优越的地位，反而是在于制度是否能够灵活地在不同时空和限制中有自我修正的能力。而中国在1978年朝向了改革开放的方向发展，后来更发展出“具中国特式的社会主义”，就恰好证明制度不可能一成不变。
90年代西方国家可能经历急速的资本增长，但今时今日西方社会的景况不正说是明资本主义制度亦没得天独厚的条件可以长治久安？即使美国总统拜登在近月的民主峰会亦明言，每一个时期的民主制度都需要自我更新和修正。既然如此，又何必要争议所谓制度的优越？难道西方社会仍要固步自封地追求历史的最终模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