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顾问公司艾德曼（Edelman）上月公布《2022年全球信任度晴雨表》，显示中国民众对政府信任度达到91%，较前一年增长9%，居全球首位。反之，美国人对政府的信任度下滑3%，降到39%，在已开发国家中几乎是倒数第一。
不仅是对公部门的信任度差距拉大，如果比较包括政府、企业、媒体、非营利机构的综合社会信任指数，中美差距（83%比43%）也达到20年多以来的历史最高位！
由于新冠病毒疫情控制不当，加上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助长了数十年未见的通货膨胀，西方各国的贫富差距急速扩大。在艾德曼公布的调查中，也特别点名经济不公对社会信任度的伤害。事实上，拜登总统以全美历史上最高普选票当选，竟然在任期刚满一年之际，民调支持度比未能连任的前总统特朗普在下台前的最后民调还逊色！因此可以想见，在实体经济未充分复苏的当下，疯狂的通货膨胀、损人不利己的贸易战，以及狂飆的股市房市创造的财富悬殊，对拜登总统声望形成超级恶劣的影响。
一些跨国实证的学术研究中，发现在“社会信任、技术创新、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向关系。何以信任度高的环境有利创新与繁荣？学者们在三种机制找到证据，包括鼓励合作、容忍失败，以及降低讯息不对称使融资便捷的机制。简言之，信任通过协作、宽容、融资等三途径，带来创新与繁荣。
信任作为一种隐形的社会资本，除了实证数据的支持之外，也体现在从政经历丰富的美国已故前国务卿舒兹（George Shultz）生前最后一篇发表在《华盛顿邮报》的文章。2020年12月，年届百岁的舒兹在这篇“百年人生对信任的十大体认”（The 10 most important things I’ve learned about trust over my 100 years）文章中，直言从商者的金钥是取信于人，而从政者的最大本钱则是取信于民。
有人或怀疑，在新冠全球大流行中，艾德曼的调查不免受疫情因素干扰。民调受疫情控制的近因影响太大，但疫情控制又有各国文化差异，甚至运气的成分存在。因此中国社会对政府的信任度高，有集体主义的文化因素，及运气等的偶发因素。
确实，在艾德曼长达20年的信任度晴雨表调查中，中国并非一直名列前茅。不过在疫情前，2019年哈佛大学公布了从2003年到2016年，对中国各阶层进行的长达13年的调查，得出中国人民对政府支持度达93.5%，跟艾德曼今年初公布的调查结果也是高度吻合！
如果认为信任度过于抽象，人人都有不同定义，因此国际调查未必有参考价值。我们不妨参考管理顾问公司麦肯锡的前资深合伙人沃克（Peter Walker）著作《大国竞合》（Powerful, Different, Equal: Overcoming the Misconception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他认为，在人们对未来更高生活水平的期望值方面，中国远远高于美国。信任度的上扬，反映“过上好日子”的自信心提高。而美国整体信任度的下滑，则意味愈来愈多人丧失了“美国梦”。也就是人们不再相信，自己可以过得比父母一代更好。
要提升整体社会信任度，克服美国普通百姓面临的困境，显然政策必须导向经济平等。沃克认为，美国应该把过多不具生产力的军事预算，重新挹注到科技、教育和基础设施领域。另外，也应恢復自由贸易，让美国回到与中国良好相处，并实现双方互利共赢的道路上。倘若不谋此道，持续经济与科技脱钩，将使美国公司丢掉进入中国庞大且不断增长消费市场的机会。更遑论供给面的冲击，可能加剧已经高达7%的通货膨胀，让基层美国人处境更加难堪。
信任是种抽象的心理状态，绝对的数字或许不重要，然而彼此消长的趋势却不得不重视。信任资本东升西降，很大程度是双方战略选择的结果。放弃共产国际战略扩张后的中国大陆，着重打造小康社会，并在成熟阶段透过基础设施合作的对外战略，改善邻近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而美国着重军事领域的战略扩张，已经无法像过去帝国主义时代一样，靠掠夺海外资源而获取利益。因此，信任度晴雨表只是另一个佐证：美国梦的丢失，是驴象诸多政客们选择错误国家发展战略的结果！
(作者叶家兴为香港中文大学金融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