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中国经济面临的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曾担任过全国人大财经委主任委员的贺铿认为，近几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意是要通过激活、优化供给，以达到创造需求、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目的；但因理论认知度不足、措施不具体是导致目前三重压力加大的重要原因。简言之就是正确思想未能落到实处。
贺铿在接受路透专访时表示，由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落实，加之世界变局和新冠疫情的冲击，加重了企业经营困难、失业增加、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等问题。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便形成了明显的民间（居民和社会）消费收缩。
“宏观政策应该实施靶向治疗，精准医其受病之处。应该在增加就业和提高居民收入方面多下功夫，而不应该再盲目扩张‘新基建’和‘老基建’。”贺铿称。
在他看来，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22年面临三重压力之首，就是需求收缩。搞清楚什么是需求收缩和产生收缩的原因很重要。否则没有办法确定宏观经济政策，即使确定了也是盲人骑瞎马。吃了药，病还是好不了。
他分析指出，研究需求收缩问题应该从社会总需求视角思考。社会总需求包括民间 (居民和社会) 消费、政府消费、固定资本形成 (投资) 和输出 (商品出口和劳务输出) 四个维度。
其中政府消费是受预算约束的，增、减都比较稳定；固定资本形成是由民间消费和输出规模决定的，可以认为是总需求中的“内生”变量；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出口非但没有收缩，而且保持增长态势。由此可见，中国当前面临的“需求收缩”，主要是“民间（居民和社会）消费”收缩。
曾担任过中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的贺铿认为，说明民间消费是收缩还是扩张的统计指标有两个：一个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再一个是CPI。近年来，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幅度越来越小，呈现明显的收缩趋势。近两年CPI收缩不明显，因为受PPI上涨的影响。
观察固定资本形成（投资）的变化，既要看投资增长速度，更要看最终消费与资本形成的比率变化。若单纯从投资增长速度看，近几年呈“收缩”趋势。因为多数企业不景气，企业家不愿意扩大生产规模，企业投资减少了。若从最终消费与资本形成的比率看，中国“资本形成率”无疑是非常扩张的。它比世界平均水平35%高出至少15个百分点。
他认为，资本形成率扩张，本质上是是供给侧的结构性问题。表现为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库存过多。相对应的企业，杠杆率也比较高，因为生产的产品卖不出去。与此同时，有一些行业和地区还存在短板，呈现明显的发展不平衡。由于技术进步缓慢，企业成本普遍偏高。在这样的背景下，2015年中央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三去一降一补”政策。
由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落实，加之世界变局和新冠疫情的冲击，加重了企业经营困难、失业增加、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等问题。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便形成了明显的民间（居民和社会）消费收缩。形成民间（居民和社会）消费收缩的基本原因是资本形成率过高。它说明社会财富过多地沉淀在一时见不到效益的“钢筋混凝土”之中。例如仅高铁一项，在2020年一年，亏损高达555亿元人民币，中铁累计负债5.57万亿。
如何解决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
至于三重压力中的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贺铿指出，供给冲击的主要表现包括疫情影响企业复工复产。尤其是旅游业、宾馆业、餐饮业受到了很大冲击；原有的供应链被打乱，使一部分企业的生产受到影响：部分高端设备、元器件和材料被外国卡脖子，高科技企业显现困难；大宗商品涨价，促使许多企业成本上升以及受世界性能源危机冲击，引发限电拉闸，影响企业生产等
他认为，形成供给冲击的原因比较复杂。有些是客观的，有些是主观的。有些是经济方面的原因，有些是政治方面的原因。不可忽视，还存在体制、机制方面的问题。需要认真梳理，分类解决。“解决的办法中央都说过了，大家心里也都明白。问题在于如何落实。”
第一 ，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政策要具体，不能只提新名词，让人摸不透。也不能老是让人摸着石头过河。最重要的是要营造“生动活泼”的政治氛围和“平等开放”的营商环境。真正让所有人能“甩开膀子”干事业。
第二，为了适应构建“双循环”新格局，许多企业要转型，产品要升级。要认真培养企业家精神，用政策引导企业创新，依法打击不正当竞争行为。
第三，攻克卡脖子技术要有计划、有重点。稳步推进，防止运动式。切记1958年“超英赶美”、“大办钢铁”的经验教训。
而要改变预期转弱亦是预期管理的重要内容，因为预期是人们对未来的看法，代表国民的“信心”。受心理因素影响，对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影响很大。预期转弱即国民对未来信心不足，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在他看来，出现预期转弱的原因错综复杂。固然与供给冲击和需求收缩有关联，更多的可能是政策层面的问题。对民营经济的态度、对改革开放中存在问题的解决方式、对国际事务的应对方法，都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国民的预期。
“现在很多人感觉找工作难，赚钱难，孩子上学难，生病就医难……，心理压力很大。尤其是有些民营企业家缺乏安全感，他们不敢投资或者不愿投资，这是一个需要高度重视的现象。”贺铿称。
他认为，中央在三年前就提出了“六稳”“六保”政策。认为条条都很重要，最核心的问题还是民生。人民的生计问题必须置于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但是，在执行过程中却困难重重。
大多数人的生计问题与小企业、民营企业的发展息息相关。回顾历史，发现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什么时候民营企业发展顺畅，什么时候就会就业充分、国民经济发展势头好。
他认为，当前预期转弱一定与民营企业所处的状况直接相关。因此，要稳经济、稳就业、稳预期，首先应该想办法稳定和发展民营经济。
“毫不夸张的说，民营经济不稳，我国国民经济的根基就不稳。因为依靠在民营企业打工来养活的人口，保守估计有6.5亿，占总人口的45%。”贺铿称。
此外，要稳预期，还必须千方百计稳定金融市场。金融市场是那些有点余钱剩米的“中产阶层”的活跃场所。金融市场不景气不仅不利于企业直接融资，而且影响中产阶层对未来的预期。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中国中产阶层人口数超过4亿。他们对“稳预期”，可能会起到决定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