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美国政府向中国政府发出邀请，提议举行另一次中美贸易会谈。但9月18日，特朗普却又宣布自9月24日正式实施之前公布的对 2000亿美元中国出口产品加征关税，并表示若中方反制，则立即启动对另外2670亿美元其他中国出口产品加征关税。
显然，这是特朗普政府在谈判前向中国进行极限施压，表达其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姿态。同日，中国也宣布正式实施之前公布的反制措施， 对价值6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加征关税。这标志着中美贸易战第二阶段战役开始，贸易战全面激化。
但这次贸易战交锋，中美双方均有保持克制之处。美方宣布将税率从原先公布的25%下调为10%，如果双方矛盾未能解决，则在2019年初再 提高至25%。而中方公布的税率则包含10%与5%两个档次。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的谈话也比较克制，既没有像以前那样提“不惜一切代价”“奉陪到底”等激烈言辞，也没有因美方实施加征关税而宣 布取消中美谈判。这就表明，双方都预留了通过谈判解决分歧、停止贸易战的空间。
笔者认为：中方此次的表态是理智的；中方应该接受美方的谈判邀约，利用这次谈判机会，正面回应美方诉求，从而止战止损，防止贸易 战的进一步扩大给中国带来更大的负面冲击。
应防贸易战扩的负面冲击
特朗普一再宣称，其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目的，是促使中方认真解决其核心关切，停止不公平的贸易举措。如果中国能在这方面做出积 极回应，美国撤销征税决定是可能的。
如果中方坚持不让步，谈判破裂，则美方对2000亿美元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必将持续实行、并在明年初提高至25%，而且很可能扩大至对其 余2670亿美元的对美出口产品全部加征关税。这将对中国带来巨大负面冲击。
一是贸易战扩大将对中国的进出口、相关行业、投资者信心、股市、债市、汇市、就业等产生加速扩大的影响。笔者之一（余智）7月26 日在《联合早报》的文章 已经对此做出了分析。出口方面，贸易战影响加速扩大的核心原因是，贸易战扩大后，涉及的中国产品绝大多数为低附加值的普通商品，难以 承受高关税的冲击。
特朗普政府此次将税率从25%降低到10%，部分产品出口商短期内可能通过降价，与美方进口商分担关税，加以消化。但出口商降价无疑会 影响其收入与利润，并增加未来在美国遭遇反倾销诉讼的风险。
同时应该看到，特朗普的这一调整，一方面是考虑到圣诞节与新年为时不远，美方需要从中方进口大量节日消费品，不希望加重美方消费 者负担，以免影响共和党的 中期选举；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留出充足的时间，让美国进口商寻找新的进口来源地。一旦美国进口商找到新的供应商，中国出口商将面临更 激烈的竞争，甚至丢失 美国市场。
更重要的是，如果中美谈判不能达成协议，会导致美方在2019年年初将税率提高到25%，甚至对中国出口美国的其余全部产品加征关税。 绝大多数中国产品因附加值较低，将无力承担与消化，短期内也很难转移销售到其他国家，大量对美出口企业可能会面临破产倒闭的风险。
根据美国摩根大通的研究，如果美国对中国出口的全部5000亿美元产品加征关税，中国将损失550万个就业机会，这将给社会稳定带来巨 大压力与挑战。
二是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会进一步影响外贸与投资。中美贸易摩擦久拖不决，会导致双方贸易政策不明朗，给市场带来很强的不确定性。 人们无法预测关税战是否结 束、何时结束，以及阶段性关税的实施时间、涉及产品范围、关税水平的高低。这就会对双边贸易以及相关投资产生严重负面影响。
从出口方面看，美国进口商不愿意承担未来多缴纳关税的风险，加征关税后由于价格上升，导致相关产品无法销售的风险，接着导致其购 买中国产品的意愿降低；中国企业也不愿意对有关产品的生产进行新的投资，以免投资后因无法对美出口而遭受损失。进口方面的影响也与此 类似。
三是贸易战扩大将会使中美经贸关系、甚至双边整体关系出现“脱钩”的风险。应该注意的是，美国决策层现在有一个倾向，就是希望摆 脱对中国的供应链依赖，让中美经贸关系脱钩，从而在今后可以无所顾忌地对中国实行全面遏制。
美国对中国出口产品加征关税，只对极少数美国在华企业进行豁免，对其他绝大多数企业都没有豁免，其目标就是迫使这些企业回流美国 或转移到其他国家，实现脱钩。
贸易战一旦扩大至中美贸易的一半乃至全部产品，不仅急剧降低双边贸易量，也将导致大量美国企业撤出中国，实现美方将中美经贸关系 脱钩的战略意图。正如中方 所言，中美经贸关系是中美双边关系的压舱石。中美经贸关系一旦脱钩，将给中美整体关系、中国对外开放总体格局、中国对外战略环境造成 重大负面冲击。
四是贸易战扩大将对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形成重大冲击。中国目前被公认为是全球供应链中心，具有成熟的基础设施和熟练的劳动 力。很多国家的跨国公司都 在中国设立了分公司、子公司或合资企业，生产出的产品销售到全球发达的消费市场，特别是美国市场。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产品，相当一部分 是这些外资跨国公司生 产的。
但美国此次加征关税，并不对这些外资企业网开一面。如果美国对中国出口的半数甚至全部产品加征关税，这些外资在华企业生产的、出 口美国的很多产品，将不能 享受美国的最惠国待遇关税，而是要被额外征收10%或25%的特别关税。这自然会导致它们将加工链条转移至劳动力成本更低、产品享受最惠国 待遇的东南亚等 国家。
同时，美国与墨西哥、加拿大的北美自贸协定正在更新中，美国与欧盟、日本的贸易协定也正在谈判。一旦它们之间达成贸易协定，将相 互享受比最惠国待遇关税更 低的优惠关税甚至零关税。这些国家的产业链也会因此部分向它们内部转移。这些都会对中国全球供应链中心地位造成强大的负面冲击。
不应期望美国出现“中期选举拐点”
中国政府此前对美国实行“等额反制”或“等比例反制”，其目标是希望达到“以战止战”效果。
然而，由于美国民众与朝野两党的主体，在支持特朗普对华贸易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各界反战声音不足，白宫内部鹰派势力占绝对上风 ，而特朗普本人信念坚定，美国在朝核问题上对中国的依赖降低，中国的反制不仅没有达到“以战止战”的期望，反而导致了贸易战扩大的风 险。
中国500亿美元的对美报复，导致了美国2000亿美元的反报复措施的出台；而600亿美元的对美报复，则可能导致美国2670亿美元的进一步 反报复（特朗普此次的宣布）。
中方部分人士认为，今年年底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后，特朗普政府的选举压力降低，可能会更多地考虑受中方反制措施影响的利益集团的 游说，改变其贸易战决策。这种期待美国决策出现“中期选举拐点”的想法是不现实的。
这是由于，美国民众及朝野主体、特朗普本人及其内阁多数成员，都根深蒂固地认为中美贸易模式损害了美国根本利益，需要根本改变。
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对美国出口（5000亿美元）远远高于美国对中国出口（1500亿美元），美国可征关税的数量远远高于中国，可以将 其用于补偿遭受双 方关税措施的负面影响的企业与群体，化解他们的反战游说。因此，中期选举后特朗普政府不会在对华贸易问题上让步，“中期选举拐点”不 会发生。
总之，中方不应期待“以战止战”或美方决策出现“中期选举拐点”，而应果断抓住此次美方主动递过的橄榄枝，正面回应美方诉求，积 极争取达成协议，止战止损。
作者李国刚是美国国际法协会国际贸易法顾问，余智是中国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