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丰：中国需要通过制度安排让科学研究不仅仅是一种职业，让科学家不将获得科技奖励、人才称号作为奋斗目标。
每年的国庆节应该是中国人高高兴兴过“黄金周”长假的日子。但是，偏偏每年诺贝尔奖结果都是在这个假期开始公布，这让中国人在难 得爽朗的秋天有些不太开怀。因为，除了2015年中国科学家昙花一现地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外，在这个代表人类最高科学成就的奖坛 上，就不再有中国人身影。
而且，更让人有些坐不住的是，日本人却几乎每年都有人获得诺贝尔奖。进入新世纪18年以来，已有18名日本人获得诺贝尔奖。今年，日 本京都大学教授本庶佑（Tasuku Honjo）又与美国同行分享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对于日本这个邻国，中国人的情感是非常复杂的，尤其是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对日本甚至有了某种 程度的优越感，认为日本这个国家有些衰落了。而现在日本却在获得诺贝尔奖方面高歌猛进，这引起中国人陷入深深地思考：为什么日本能在 获得诺贝尔奖方面有这样好的成就？这些天无论是主流媒体网站，还是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上，这方面的文章接连不断。
我不是研究日本方面的专家，谈不了日本的经验。但是，作为一个中国的科技工作者，作为一个对中国科技发展非常关注的研究人员，我 想说说为什么中国科学家离诺贝尔奖距离还很远的文化原因，与思考研究相关问题的朋友一起交流。
首先，中国科学家对“大问题”关注不够。要想获得诺贝尔科学奖，一定要有对人类做出最重大贡献的科学成果。可是，无论是物理学、 化学、还是医学，中国科学家有多少够得上做出对人类重大贡献的成果呢？除了这几个授予诺贝尔奖的自然科学学科，其他的科学领域，中国 科学家做出让世界瞩目的成绩还不多。应该承认中国科学家在过去这些年进步很大、成绩也不少。无论是中国科学家发表的国际论文数量，还 是用被引用数量衡量的论文质量，都有较大的进步。
但是，中国科学家每年发表30多万篇SCI数据库收录科技论文也好，亦或是其中被引用次数进入本学科前1‰的热点论文也罢，真正是特别 具有原创性，能够对学科和行业有重大影响的思想和成果却不是很多（相对于中国科学家群体规模而言）。
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在科学研究领域有了一种“平庸化”的趋势。抱歉，我这里用了“平庸化”这个不一定恰当的形容词。但“平庸 化”是什么意思？就是科学研究不再像牛顿、哥白尼和爱因斯坦那些伟大科学家工作的时代那样，具有探索人类未知世界、追求真理那样伟大 的意义。
科学家也不必怀着一种非常崇高的精神，来艰辛探索达到马克思所说的“光辉顶点”。现在的科学研究同务农、经商没有本质的不同，只 是知识含量要求更高一些的职业。人们从事科学研究更多地是为了养家糊口。
大学或研究机构的科研人员从事的很多科学研究，已经远远不必像当年爱迪生发明白炽灯那样做几万次的实验。一般科学家的科学研究， 大都是改进型或渐进式的，完成一篇在国际期刊的文章也并不需要非常大的创新性，有多么大的挑战性。
或许你会说，在17世纪以来经历几次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后，人类科学技术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科学研究不再是少数精英的专利，进入 21世纪后这是正常现象，不但中国是这样，美欧等西方发达国家也是这样。但问题是，中国在科学研究上是后发国家，在人类的科学先驱已经 建立了科学体系的大厦上，中国人如果要有所作为，为人类科学体系做出贡献，中国就要有更多的科学家像牛顿、麦斯威尔等那样全心投入科 学研究，为探索未知世界而不懈奋斗。
如果科学研究仅仅是一种职业，中国绝大多数科学家不再胸怀崇高的历史使命和攀登科学高峰的精神，中国科学家就很难做出“诺贝尔奖 ”量级的成果。
我在2016年写过一篇文章“中国科技工作者应关注大问题”，讨论过中国科学界现在“狭隘于技术narrowly technical”——不少科研人员只关心自己本专业范围内的问题，对此外的事情没兴趣，以及“技术上狭隘technically narrow”——即使是自己本专业的研究，也是眼睛只看与自己研究相关的事情。
亚洲第一位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日本科学家福井谦一（Fukui Kenichi）对那些有志成为科学家的青年们给出了两点意见：一是要尽可能地开阔学术视野，不要把自己局限在本专业领域；二是要培养预见 能力，培养出敏锐的眼力，要能预测学术的发展趋势，并把握这些学术与社会的内在联系。这些话现在说给中国科学家听，非常有针对性！
此外，中国科学家的“平庸化”更为突出，因为中国的科研环境使中国科学家难以像欧美科学家那样研究大问题。本来科学研究已经走下 了圣坛，做科研可能没有像自己创办企业那样需要让人殚精竭虑，把所有的气力都使出来，以及面临很大的风险。而中国的科研环境让科研工 作者更多地考虑眼前利益，不是去攻克科学难关。为什么？因为中国科学家有更多的“评审”。
“评审”已经成为中国科研特色突出的文化。一方面是工作中的评审。获得博士学位的青年科技工作者留在大学或研究机构，要评副教授 、教授。这很正常，欧美国家，还有要求更高的“非升即走”（不能得到终身教职就得离开）。但是，中国的大学教师压力更大，评上了副教 授也不意味工作的稳定，当上教授也还要面临不断地评审。一般每三年要有一个考核，对发表多少文章、承担多少科研课题和教学工作进行盘 点。完不成任务，工作会遇到麻烦。
想一想，在这样被称为“数工分”式评审考核下，多少人会去选择三年甚至五年、十年也可能做不出来成果的重大问题去研究？
另一方面的评审是外部的。申请各种资金的支持需要评审，这当然很正常。在大多数国家几乎很少有科学家不用评审就能得到经费的支持 。但是，中国的评审还有很多。得到经费支持，为保证你能按照规定完成任务，研究进行中要有开题、中期、结题的评审。或许为了保证研究 按计划完成，这也需要。关键是研究完成后，要得到认可，你必须去参加政府或者学术组织的各种科技奖励的评审。
获得科技奖励是中国科学家研究工作得到认可的最重要途径！得到一项或者两项国家级的科技成果奖励后（学术圈的不成文标准），你才 能有资格去评选被认为是“最高学术荣誉”的院士。
而要获得国家级科技成果，你必须首先获得地方政府、少数中央部委或者一些学术组织（学会或者协会）特等或一等科技成果奖。为了准 备不同层级的科技奖励评审，你要耗费的精力可能不比做出科研成果的少。除了科技成果得到认可必须要经过“评审”，还有很多“人才项目 ”需要评审。科技界熟知有“千人计划”、“长江学者”、“杰出青年基金” 获得者，这是被认为次院士一级的人才项目。
通过评审获得这些称号，你在学术界才有地位。在下一级，对于年轻的科研工作者，还有“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优秀青年基金” 获得者等项目要去评审。
总之，中国的科研人员，要想发展必须“过五关斩六将”，写各种各样的申请书，通过各种各样的“评审”。有人说这是“帽子满天飞” （学术荣誉），得到“帽子”就会有很多资源和待遇，中国科学家很多在为得到“帽子”而积极申请。而在中国这个人情社会，要去疏通关系 、寻找支持，恐怕是难以避免的。
本来学术成果或学术成就，在学术共同体内部日积月累自然会有其客观的评价，不对成绩突出的学者冠上什么“帽子”，人们心里自然“ 会有杆秤”。在市场上马云、马化腾这样成功的企业家，也不是评审出来的。
但是，当评审到处都是，当“帽子满天飞”，有多少科学家能够坐住板凳，尤其是“冷板凳”，不去为各种名利奔波，潜心搞学问，敢于 “十年磨一剑”，去解决科学上的难题，要为探索人类的未知世界做贡献呢？心中没有多少理想和精神的光芒、忙于名利的科研人员，能做出 伟大的科研成果吗？
在当代，科学家已经没有像乔布斯、比尔•盖茨等成功的企业家那样让人敬仰，也没有文体明星那样吸引人的眼球。好在，还有一 百多年前设立的诺贝尔奖，让人在每年秋天还能关注一下科学研究，顺便关注几位成功的科学家。在21世纪，中国要建设创新型国家，要成为 创新型强国，科学研究对国家的发展非常重要，中国应该为人类的知识发展贡献独特力量。
那么，中国就要激发科学家群体的精神力量，通过多种制度安排让科学研究不仅仅是一种职业，让科学家不将获得科技奖励、人才称号作 为奋斗的目标，而是“具有全球视野、把握时代脉搏”，全身心为提高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为探索人类的未知世界，造福人类社会而奋斗。
如能这样，加上中国不断提高的经济基础来保障科技投入，中国科学家像日本同行那样获得诺贝尔奖就不会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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