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跨国公司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地缘政治和国际政策的影响。
对企业而言，挑战在于将参与政策制定和进行政策游说区分开来。尽管有声音担心“企业敲了政府的门，是为了在寻找对自己有利的东西 ”，贝纳德·霍克曼认为，对于政策制定的过程来说，企业的参与显然是件好事。
他呼吁建立一种机制，让企业可以迅速地、建设性地与政策制定者接触。“越多公司参与，像携程在中国那样，可以帮助政府找出更有效 的解决问题方法。”
凭借技术催生的OTA平台商业模式，携程迅速发展成为了亚洲最大、全球第二大的在线旅游企业。作为大数据技术应用在旅游行业上的领跑 者，携程多年来积累了丰富行业数据和技术优势，如今全平台3亿用户每天产生50TB以上的海量数据。
这些海量数据可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的学习和深度挖掘，在政府制定政策时给出数据反馈、提供数字化解决方案。
例如每年中国农历春节期间的“春运”交通大迁徙，在40天左右的时间段内，旅客出行量达到30亿人次。这对任何国家的公共交通网络和 服务能力而言都是巨大的考验。携程每年不仅承担交通票务的销售流量压力，主动发布流量价格监测，执行退改签等售后服务，还通过研究团 队及时向政府提供趋势数据反馈，提高全局的公共安全保障能力。
企业敲了政府的门，是为了在寻找对自己有利的东西。对于政策制定的过程来说，企业的参与显然是件好事。越多公司参与，像携程在中 国那样，可以帮助政府找出更有效的解决问题方法。
——欧洲大学学院 全球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世界银行前国际贸易局局长 贝纳德·霍克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