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2日，交易员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工作。（新华社）
直到美股史无前例地数度熔断唤起全球对金融危机的恐慌之后，新冠病毒的恐怖威力似乎才真正让整个世界感同身受。转眼之间，疫情之外无新闻。
知识界几乎很快形成了一个共识：这是足以改变世界的大事件。旗帜鲜明者如汤玛斯·弗里德曼，他把人类的歷史一分为二：「新冠前世界」与「新冠后世界」。《外交政策》则力邀12位重量级思想者，畅谈彼此对疫情前后世界的整体判断。
首先，这一全球性难题是否会让此前已处于低谷的全球化转危为机？多位学者表达了悲观的预期。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罗宾·尼布莱特直言，新冠病毒大流行可能是压垮经济全球化「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哈佛教授斯蒂芬·沃尔特则以一战前爆发的全球性流感为鉴，指出以往的灾难非但没有结束大国间竞争，更没有开启全球合作的新时代。
疫情将如何形塑新的世界格局？多位学者将论述的焦点置于东西方，尤其是中美之间的全球影响力消长之上。沃尔特认为，由于欧美在防疫工作上的表现与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相比相形见绌，这将进一步让西方的「品牌」光环失色，加速权力和影响力从西方到东方的转移。
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寇里·舍克坦承，美国既未能带动国际组织在早期防疫工作中发挥更大作用，还暴露了自己的政策不力，这使在全球性大考中「考砸」的华盛顿不再被视为全球领导者。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马凯硕则开门见山地表示，此次疫情只会加速一项早已开始的转变：从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化走向更加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化。
诚然，这并非人类歷史上第一次瘟疫，但在全球化达到空前广度和深度的当下，传染病的威胁也今非昔比。雪上加霜的是，突如其来的病毒适逢全球治理的真空，川普治下的美国带头「退群」，既有的国际机制群龙无首，与全球之间高度互赖的事实难以匹配，大大增加了国际社会共同面对全球性危机的难度。也因此，「抗疫」成为摆在各国政府面前的一场集体赶考，大家各自为政甚至明争暗斗。
瘟疫没能使人类团结起来，也没有让国际政治的博弈停息，反而强化了民族主义，助推国家利益之争：自己的国民和国家利益是第一优先，否则执政者在国内难以立足，但物资却是有限的。如今，各国政府在这场疫情中的表现，就像正在为自己在「新冠后世界」中的地位投注，病毒的来源以及各国防疫政策的得失也因而成为寸土必争的舆论阵地。
其中，正处于「权力转移」时期的中美两个大国，也被疫情打乱了双边关系的节奏─没有人讨论贸易战了。然而，与其说病毒搁置了贸易战，不如说病毒改变了大国竞争的模式。中美之间成了「制度之争」和「国际影响力之争」，从送出的援助到承受的指责都被世人看在眼里；能否在危机时刻有力地保护国民成为重要的政治资本，若在「独善其身」之外还能「兼济天下」，便成为全球领导力的表徵。
正如沃尔特和马凯硕的观察，全球范围内的权力正在从西向东，从美国向中国转移，这的确是疫情之下摆在世人面前的直观感受。悲观的是，被疫情加速的这一进程带来的可能不是中美之间摒弃前嫌的和解与国际合作的新局，而是内涵生变的大国竞争、为病毒大流行背锅的「全球化」以及由此增强的、方兴未艾的退守国门之浪潮。全球化的歷史大势不会逆转─疫情本身就是全球共同体的证明。然而，我们或许要做好接受一个更不开放、自由更少、国界更明确的「新冠后世界」的准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