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共同社近日引述消息报道，首相安倍晋三认为《港区国安法》通过后会令人才与资金流出香港，有意利用此机会将西日本都市大阪或福冈发展成新的国际金融中心。安倍不选择首都东京，据报是因为东京已兼具众多功能，故宜在东京以外另觅他选。日本一直有意在亚洲金融服务业分一杯羹，然而若简单视《港区国安法》为契机，那其如意算盘最终很可能不会成功。
没有证据香港在流失资金
西方国家假设《港区国安法》会让香港人才大量流失，然而这还只流于想像多于现实，欠缺实质证据。当然，人才流动相对会比较慢，不是一时三刻可以看出来。但从流转要比人才快得多的资金来看，即使《港区国安法》推出已有一段时间，看不出香港有不正常的资金流出。甚至，由于美国为应对疫情而开始无限量宽货币后，热钱更有大量流入香港的情况，致使港汇长期贴于强方保证，过去数个月金管局多次入市抛售港元平衡汇款。
再者，即使香港人才有所流失，包括英国、澳、欧、甚至美国都早已觑觎香港人才及其带来的资金，推出了众多吸引港人移民的政策方便，日本难以分得多少“饼仔”。
日本须先增强实力
日本的经济本来就夹在美国与中国两大市场之间，两地本身已有巨大的金融中心。美国有纽约，不可能让利日本。中国就更加会以香港为中心展开其金融市场，绝不会将业务转到日本。而且亚洲地区的环境对于日本发展成金融中心本来就非常不利。在亚洲地区，最大的经济增长动力在中国和东南亚，也意味着金融服务最大的市场也在这两个地区。但中国不可能假手于日本，而东南亚区内已有一个非常成熟的新加坡发挥着作用，日本难有空间介入。日本自身的经济动力早已自多年前的泡沫爆破后已停滞不前，加上连与邻国韩国的关系也搞不好，实在难以看出能在亚洲金融市场有何作为。现实是，东京的股票市场只是一个国内交易市场，上市的3687家公司，只有四家（0.1%）为外资。
而且日本自身有着众多不利条件，如果不加以改善根本难与香港或新加坡等地区竞争。众所周知，日本劳工环境恶劣，工时长，难以请假，既有新冠肺炎流行期间有员工因害怕被公司辞退而吃退烧药上班这样不断的案例，“过劳死”也是日本劳工长期面对的问题。日本若不对此作改善，也难以吸引先进地区的人才。日本人口出现负增长多年，政府早已推出了不少吸引外国优才移民的计划，但苦于日本的工作环境，一直效果不彰，足以证明。
另一方面，日本的法律体系对外人而言显然是不受欢迎的。日本的检控官权力极大，法律罪名繁琐，检控率高达99%，这对于成为金融中心并非好事。日产汽车前董事长戈恩（Carlos Ghosn）今年年初弃保潜逃离开日本，虽然充满争议，但戈恩指出自己并非不愿承担法律责任，但认为日本司法体系存在问题，自己难以得到公平对待。日本指《港区国安法》让香港司法系统受到挑战，先不论其是非，但日本的司法体系也谈不上能吸引外国企业。
安倍晋三早年推出的“安倍经济学”三支箭，头两枝以量宽和加大支出刺激经济的箭早已射出，但第三支促成经济自然生长的箭却久久不能发出，恐怕将来也欠机会。这无疑是反映日本政客对经济想法的天真。日本政客如果真的想改变日本经济困境，还须从自己改变做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