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3日的美国总统大选两强对峙，由民主党前副总统拜登力挑共和党现任的特朗普。自2017年上台以来，特朗普在外交举措中大幅逆转前朝多项政策，如单方面退出《伊朗核协议》、《巴黎气候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协议》等，引来传统外交官不满，尤其是特朗普任内中美关系急转直下，“新冷战”之说甚嚣尘上，南中国海、台海局势急速升温，令外界期望拜登一旦当选，外交政策会否重回其在奥巴马时代担任副总统的路线。
拜登外交上明显为传统主义者，然而拜登班底中的外交官亦渐意识到由克林顿时期建立的新自由主义外交模式已无以为继。不少经济学家认为克林顿时期创立的世界贸易组织以及与中国贸易关系正常化，已为美国就业职位构成净负值，全球化渐被视为美国经济日益不平等、贫富悬殊、中产阶级萎缩的原因。他们认为中国尽得美国领导下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红利，却以贸易及经济关系作为外交武器，对弱势国家施压，美国外交官再虚谈资本及货物的自由流动，显然回应不了中国以资本主义自由市场为表，社会主义国家机器实现其国家争逐全球霸权地位为实的地缘经济战略。
新极世界的新秩序
为此拜登政府中国务卿大热之一伯恩斯（William Burns）主管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曾委任前奥巴马政府中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艾哈迈德沙（Salman Ahmed）、哈里斯（Jennifer Harris）、苏利文（Jake Sullivan）等于俄亥俄、内布拉斯加、科罗拉多州等地研究当地居民如何受外交政策影响，并提出《为中产阶级的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报告。报告内容指出各地对外交政策的看法有极大分别，但大多皆认为中国、贸易、工作、外资等议题有强烈意见。他们大多数认同自由贸易及科技进步，并不是自由派媒体渲染的民族主义狂热份子，只是要求公平贸易及竞争。
全球整体的经济增长及股市畅旺，不等于一般美国劳工阶层有所得益，因此外交政策亦必须有所调整，摒弃昔日的新自由主义的自由贸易教条，而更加重视公平贸易及保障国内中产阶级的利益。拜登近期提出要将医疗、半导体、能源等战略产业的供应链搬回美国，又提出“全部美国制造”，大规模投资基建、教育、医疗、科研令美国就业职位回流，又以维护美国工人的税务及贸易策略，更主动惩治中国违反贸易协定的行为，并取消美国企业迁移海外的税务优惠。此地缘经济理论似与拜登昔日的传统主义格格不入，亦陈义甚高具体内容语焉不详，难言能否得以落实，却可窥探传统外交精英的思棍转变。
策略更为进取的派瑞罗（Tom Perriello）则更进一步，提出改革整个新自由主义外交体系，如全球反垄断法、跨国企业税，甚至国际最低工资以避免逐底竞争，又建议引入美国《海外反腐败法》，防止俄罗斯等以强大石油及天然气资源笼络盟友及勒索对手，令现在的国际贸易协定比仅仅推动自由贸易发挥更大功效。当然在此多极格局要建立如此具大野心的新秩序，必然遭遇不同经济体因自身利益而抵抗。美国在二战后以权倾全球之势，方可建立出一套运行70年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要改革并重塑非特朗普、拜登一人或一届可达成的事，不过此也可为美国未来的自由主义外交政策提供一点初步构思及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