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在本港时间周日（11月8日）早上发表胜选演说，堪称史上最混乱的美国总统选举选情大定。考虑到政治局势及可以争论的法律问题其实不多，即使两个竞选团队很有可能会对簿公堂，但现任总统特朗普翻盘的难度极高。这次大选投票率大增，造就拜登成为历来获得最多普选票的总统当选人，多数美国选民在理性驱动下投下反特朗普的一票，阻止华盛顿政治生态继续极端化。世界应该庆幸民主选举能够自我纠正，不过，美国社会撕裂之深在这场选战中表露无遗，美国的民主危机和考验显然还没有结束。
四年前特朗普当选时，美国自由派几乎如丧考妣，批评为“民主之死”，《华盛顿邮报》后来更在招牌下加上了“民主死于黑暗”（Democracy Dies in Darkness），至今未改。特朗普确实挑战了民主选举与理性应有的关系，他的国家治理乏善足陈，近在眼前的教训是在其极不科学的防疫政策下，至少二十多万美国人死于新冠肺炎疫情，美国的种族冲突也再度恶化。特朗普不仅无力扭转陷入危机的美国经济结构，更破坏了美国在西方世界曾经享有的领导地位。话虽如此，还是有接近一半的选民投票给特朗普，甚至比四年前多出近1,000万人，这在在说明，美国内部的撕裂已走到了选举化解不了的困境，假若美国的精英阶层不致力于修补社会撕裂，难保如特朗普一般的“僭主”（Tyrant）将来不会卷土重来，再一次对美国的国家发展造成严重冲击。
特朗普获悉拜登胜选消息后，从弗吉尼亚州赶回华盛顿；当总统车队接近白宫时，沿途的拜登支持者纷纷向他喝倒彩。（法新社）
今届美国大选由两位年逾七旬的长者对垒，一边是“狂人”之名早已不胫而走的现任白宫主人，一边是被一些评论者揶揄为“庸碌长者”的政坛老将。
理性选民群助拜登 无损特朗普基本盘
特朗普任内四年作出的各种冲击民主制度与价值的行为，成为民主党声讨依据，他们竭尽全力在选战中发出拯救民主的号召，从这个角度看，选举结果将被视为象征着美国社会主流仍然坚持负责任政治、守住理性。有些人庆祝这次选举是“民主的胜利”，但冷静的旁观者必然注意到，选举结果同样暴露了制度背后隐藏着的结构危机。
选举结果证明了支持特朗普的力量仍然相当强大，特朗普也成为历届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票王”。各种数据表明，特朗普的“圈粉”战术非常成功：百年一遇的大疫使得无数美国人染疫及失业，大多数主流媒体都推测会对特朗普的选情造成沉重打击，但实际票数说明，特朗普根本没有流失支持者；纵使他经常被批评为种族主义者，受尽千夫所指，但今届他在少数族裔群体的得票也是近年共和党候选人中最好的，例如他在佛罗里达州就成功争取到不少拉丁裔的支持，最终如愿夺下这个重要战场。
可以说，特朗普的表现没有变差，而是一直都在状态，甚至比上届更好。然而，他的“圈粉”战术却不能等同民主，美国主流舆论更是毫不吝啬地对其口诛笔伐。
《纽约时报》上周四（11月5日）发表了一篇题为《这场大选最大的输家是美国》（There Was a Loser Last Night. It Was America）的评论，正如文中所述，这场大选没有出现当初预期的“蓝色浪潮”，拜登没有取得压倒性胜利，反映了“说自己受够了的美国人还不够多”。但这个说法仍没有完全说明问题，因为“美国制度”亦是这次大选的输家。就算是拜登的支持者，想必也心知肚明，拜登致胜并不在于他本人，只是有大量不愿特朗普再当选的人站出来“赶他下台”，他们不少是从不投票的首投族，或是对民主、共和两党都不满的中间派。问题是，选择一位国家领导人，可以是在两个烂苹果中选一个就了事吗？这种消极取态下的选举结果，显然不是美国国父们立国时的期许。
特朗普的基本盘坚定反映了美国社会有接近一半的民众与主流媒体及政治精英出现割裂。纵使美国主流舆论对特朗普嗤之以鼻，但今届大选的结果可以更加肯定，特朗普四年前当选总统绝非偶然，而是代表着一种社会现象，香港的政治撕裂同样如此。
打开选举地图仔细一看，不难发现特朗普支持者都集中在乡村和小镇，拜登支持者则集中在大城市及其周边。这种分野还不能证明经济差异与意识形态是撕裂的深层次原因吗？特朗普支持者在意识形态上多是依恋“good old days”的保守派，从利益关系上而言，他们不但没有在全球化及金融与科技带动的经济发展下获益，甚至是利益受损的一方。这些乡郊美国人觉得特朗普代表了他们的想法与利益，故此，尽管特朗普毫无德政，而且不断挑战美国的传统价值，仍然对他不离不弃。
选举未能解决问题 民主必须正视矛盾
因此，就算拜登胜出，美国的民主制度面临的考验并没有减少。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指出，民主政体经过长期运作，个人欲望渐渐凌驾社会整体，此时只要有人打着回复秩序等口号，便可以轻松从民主制度取得本不属于他们的权力。柏拉图称之为“僭主”，取其僭越得位之意。特朗普利用社会矛盾，以不尽不实的主张与偏激手法取得总统之位，无疑是对应了柏拉图所谓“僭主”的模式。纵使有不少人痛恨这位“僭主”，却发现他们难以完全摆脱他。
不少人寄希望于拜登解决特朗普制造的问题，就好像当年大家希望奥巴马能够改变小布殊的敌对政治及严重扭曲的经济结构，但美国经历奥巴马八年管治之后，依然身陷泥沼，甚至“培养”出一个特朗普。这一次，反特朗普者终于好不容易地将他赶下台，然而，拜登若只是重复华盛顿传统政治的建制窠臼，城乡的矛盾在未来四年不会缓和，社会不同阵营将继续以“零和”的方式撕裂下去，届时反特朗普者还有信心能阻挡下一个“僭主”吗？只要这个人能代表那些与城市主流价值观不一样的立场与利益，他是否“特朗普”，根本不再重要。今日赶走了特朗普，是否就能改变他的“恶政”？还是在四年或八年后又要重蹈覆辙？
其实，无论是当初特朗普爆冷入主白宫，还是英国公投决定脱欧，都已经说明单靠选举并不足以让政治复归理性和文明。选举制度即使能赶一个无能总统下台，但能否找到一个称职的总统，却是未知之数，而鼓吹极端化思想、未为普遍民众利益着想的人却可以当总统。在选举至上的政治运作里，轻则政党不断轮替，政策朝令夕改，左摇右摆；重则甚至引发内斗或令国家陷入分裂，国家治理与善治背道而驰。
无论是民主党或是共和党，都必须正视两个现实的大问题：一是修补撕裂美国社会的深层次社会经济矛盾，二是改变政治精英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脱鈎。这两大问题都不是现在美国的选举制度能轻易解决的。政治精英们如果以为控制主流媒体就可以蒙蔽民众，如果只习惯于为金权服务而不急民所急，那恐怕有再多的民主选举，也未能拯救美国。
不少香港人非常关心这届美国大选，部份人更视特朗普为逼迫中央政府在香港问题上让步的“正义力量”，盲目期待其连任，浑然无视其反覆无常的政治劣绩，甚至不可思议地助其传播针对选举结果的不实指控。如今，一记闷棍打下来，应该停止幻想了。
事实上，美国与香港存在非常相似的问题，民粹政治盛行导致社会严重撕裂，在各种利益拉扯下，内部冲突进一步激化。去年的反修例运动就异化成了一场民粹运动，尽管非建制派在区议会选举里横扫近九成议席，但造就高投票率的一大原因是“赶走建制派”，而不是“抗争派”真正赢得市民的信任，建制派在选举中大败，但它同样获得史上最高的票数。这跟今次美国大选的情况十分相似。如果今天的民选区议员不恪尽本分去处理社会问题，社会撕裂只会愈演愈烈，下一场选举只会带来另一次折腾。
香港人应该静下来思考，争取民主选举固然重要，但过程却不能盲目，更不能诉诸于极端主义和冒险主义。选举并不是万灵丹，并不必然带来善治，社会必须以更开放的视野找寻达致民主治理的方法。港人熟悉的美国权威政治学者戴雅门（Larry Diamond）在今届大选后接连发文，疾呼美国的民主机制应该更新，为政者必须减少政治分化，否则美国的伤口无法癒合。香港何尝不是如此？社会上下必须讨论我们究竟要走怎样的一条民主道路，政治精英更必须提供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