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六（5日），七国集团（G7）财长于伦敦的高峰会最终达成了两点有关于全球企业税务改革的共识。首先是同意制定全球最低企业税率于15%，然后亦同意对边际利润至少达10%的跨国企业按其利润加征一定比例的税项。“加税”是近年常见于经济发达国家的词汇。那“加税潮”对全球经济将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呢？
无论是这次由美国及G7带头所推动的全球企业税，又或是近年欧洲国家对大型跨国科技企业加征的数字税，又或是美国拜登政府即将推出包括调高资产增值税等加税计划，先进经济体近年频频在讨论“加税”，这种景象是过去数10年经济自由主义占据主流时候较少看见的。
各种加税证经济自由主义失势
在经济自由主义中，政府是“低效率”的代表，钱交给政府倒不如让企业自行处理，因为相信它们会更好更有效率地利用这笔钱。在这个理念下，政府只要能维持有限度的公共服务就可以，税率当然是愈低愈好。就在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时，它的政纲一大卖点便是减税。2017年美国政府推出近年最大胆的减税方案，包括企业以至个人，可谓经济自由主义的代表作。
不过，过度追求效率的经济自由主义为社会带来了贫富悬殊、经济不公平等问题，近年这些问题深深地威胁到西方社会的政权稳定性。一些福利保障高的欧洲国家相对而言还比较好，但在美国贫富悬殊问题引发了都成为社会运动的基本动力。诸如黑人平权运动“Black Lives Matter”、冠病疫情等都反映了美国社会欠缺经济公平，医疗与劳工保障相当欠缺。先进国家所爆发的加税潮，无疑是应对这一系列社会问题的补救措施。市场虽然有效率，但它不会自行追求经济上的公平正义，政府也许未必是最有效率，但必须要扮演更大“二次分配”的角色。而将富者的财产重新分配到贫者手中的第一步，便是增加税收。
加税满足的是谁的正义？
对于大部分先进国家而言，增加税收应对社会问题似乎是当务之急。这也难怪美国会推动全球最低企业税，而同样也是先进国家的G7大部分都争相支持。对于这些国家而言，它们的经济发展相对较好，也当样受困于企业避税的问题。但是所谓有人欢喜有人愁，很多不及G7发展度的国家对于全球企业税都显得无比担心，难道这些国家都没有贫富不均的社会问题吗？虽然全球企业税已经从最近美国提议的21%下调至15%，但诸如爱尔兰、匈牙利等税率仍然比之更低的国家对此无不表示担忧。这些国家的市场及科技优势较弱，除了降低税率之外无法吸引外国投资。对于它们而言，加税不是社会公平与否的问题，但却是“均贫”的选择。
从先进国家的利益看，企业少交了税或是到避税天堂交税，是“自家的肥水流入别人的田”，才千方百计想将钱留下来。但对于一些发展度低的国家而言，先进国家坐拥巨大财富，例如推动全球企业税的G7本身区区七个国家，占全球的人口不过10%，但却占有全球31%的GDP（2019年），以及接近六成的全球净财富（按瑞信2020年Global wealth report），这难道又不是另一种国际性的贫富不均吗？
当然，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并不应该成为企业避税合理化的借口，先进国家还有更多合理的方法帮助发展中国家。但在当下全球治理的时代，先进国家除了全球最低企业税外，又能给予这些有需要的国家什么帮助呢？美国以至于G7等先进国家，在全球疫情大流行期间出现各种自顾不暇，此后又囤积疫苗。此时美国总统拜登声称要重拾全球领导者的角色，他近日即将访欧，并提到要由市场民主（market democracy）制定21世纪的贸易和科技规则，而非由中国或其他人制定。然而，美国和西方现在所能依仗的不过是G7这种富人俱乐部，这或许是当下西方对“全球”侃侃而谈时最需要注意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