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于预期的中国三季度宏观经济数据发布后如何看待中国宏观经济？在曾担任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贺铿看来，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从今年二季度就开始，目前正在加大，经济滞胀不得不防，并建议积极财政政策宜应回归正常。
“中国到了该真正重视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的时候了。”他在接受路透专访时表示，居民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当前中国面临的最主要经济问题就是经济增长原动力没有恢复，居民消费疲软。加之去年抗疫财政款对失业群体直接纾困力度不够，致使居民消费更加疲软。
“我们一些人，热衷于为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的通车里程超过了发达国家而骄傲。但是几乎没有人为居民消费疲软，经济连续十几年下行而苦恼。”贺铿称。
在他看来，中国此前公布的三季度的主要统计数据基本都在预期之中。但经济学界评论分析者甚少。媒体评论用词频率最高的是中国经济“保持了继续复苏态势”和“中国经济有很强的韧性”。很强的韧性是明显的，也是毫无疑问的。但对“中国经济保持了继续复苏态势”却另有看法。
这位曾担任过中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的专家表示，研究今年的统计数据，分析宏观趋势的确有难度，同比是报告期数据与基期数据相比，而去年（基期）的经济增速不仅是前低后高，而且数据跳跃性大。国家统计局企图用“两年平均”来说明宏观趋势。“我认为也说明不了。”
他分析指出，在去年一季度，GDP悬崖式下跌后实现了快速复苏。各季度经济增速分别是：-6.8%、3.2%、4.9%和6.5%，全年经济增长2.3%。
今年前三季GDP同比增速分别是18.3%、7.9%、4.9%。由于去年基数特殊，从同比增速数字看，很难直观看出今年经济增长趋势，感觉是大起大落。
他认为用“实际增长速度还原法”分析趋势可能好一点。即假设没有疫情影响的条件下，2021年“潜在增长速度”为6%，用“当期速度-潜在速度+基期速度”进行测算，得到一个复合型增长速度来进行比较。
据此，今年一、二、三季度的增长速度分别是：一季度增长5.5%(18.3-6-6.8)；二季度增长5.1%(7.9-6+3.2)；三季度增长3.8%(4.9-6+4.9)。
由此他认为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是今年二季度开始的，三季度进一步加大。主要是国外因素变化和国内能源及供应链困难所至。四季度经济下行的压力有可能正在加大。
在他看来，今年三季度的统计数据，虽然绝大部份在预期之中。但是出现两个“破”却令人意外：一是三季度GDP增速同比“破5”，为4.9%；二是9月份PPI涨幅同比“破10”，为10.7%。
“这两个数字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尤其是PPI持续上涨，不仅会提升企业生产成本，加大企业困难。而且会推动CPI上升，引发‘经济滞胀’”。贺铿称，若中国PPI上涨趋势不能有效控制，企业成本将进一步上升，一定会推动通货膨胀，从而形成经济滞涨。
受限电限产、疫情汛情等影响，中国三季度GDP（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速“破5”，创下四个季度以来最低水平。
“经济滞涨”不得不防防
他表示，经济滞涨是经济增速偏低，物价指数偏高的逆常规经济现象。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曾经出现过大约十年“经济滞涨”。美国产生经济滞胀的原因，有经济学家认为，“是政府权力膨胀的结果”。
因为自罗斯福总统接受凯恩斯主义理论之后，一方面大搞“扩张财政”政策，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为了“纠正市场失灵”，让政府过度干预经济事务。从而严重破坏了市场经济规律。在19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加上初次分配失衡，最终引发了“经济滞涨”。
“美国的这个教训，我国经济学家始终没有引起重视。政府又特别相信自己那只‘看得见的手’”。贺铿称
他表示，自1998年以来，中国的积极财政政策甚至比罗斯福新政更加过头。二十多年的积极财政政策，使得最终消费率一度降到45.5%，比世界平均水平65%，足足低了19.5个百分点。
他认为，如果中国现在还不放弃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不千方百计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经济一定会进一步下行，中国应该要调整宏观调控政策。
首先主动压减基本建设规模，有耐心坚持房住不炒。努力改善初次分配结构，制定提高“最终消费率”计划目标；认真落实“共同富裕”思想，着力用税收政策调整和改善再分配结构。制定“居民收入倍增计划”，逐步提高各行业工资收入水平的具体执行标准；
同时逐渐缩小财政赤字，根据实体经济对货币需求的具体情况，贯彻相机抉择货币政策。倡导政府过紧日子，对财政预算实行“硬约束”；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高广大工人、农民和普通市民的医疗保障和养劳水平。还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营造协调的政治气氛和营商环境。
《求是》杂志近期刊登中国国家主席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文章称，到2050年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缩小到合理区间；要抓紧制定促进共同富裕行动纲要，提出科学可行、符合国情的指标体系和考核评估办法。坚决防止落入“福利主义”养懒汉的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