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罢工”似乎将成为欧洲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1月迄今，欧洲多国人民苦于去年下半年的能源通膨，街头抗争活动一波波；法国劳工在近日发动第二波反年金改革大罢工，殃及供电与大众运输；英国各地教师与火车司机为了争取加薪，也发起新的罢工行动，规模创2011年来之最。罢工导致政经风暴山雨欲来，变成各国领导人的政治难题。
究其原因，除了因为去年俄乌战争和美国联准会大幅升息，所造成的能源通膨以外，还可就国家领导人政治能量的高低、意识型态和政治氛围的好坏，进一步探讨如下。
去年下半年，欧洲各国的电费飙涨，民生物价居高不下，加薪更推高了生产成本，使得百工百业无以为继，进而导致街头抗议不断，劳资关系恶化，政府坐困愁城。“加薪纾困，以抗通膨；补贴电费，渡过寒冬”，社会主义国家受害于国际政经不利情势，“要福利，要加税”的意识型态，在疫后振兴经济、又适逢俄乌战争引发能源通膨的关键时刻，颇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感叹。
首先，对于今年可能无解的经济问题，不同国家提出的因应措施，受制于政府体制者少，国家元首本身政治能量的高低，才是关键。以美国为例，联准会去年调升利率七次共17码，促使通膨率从最高超过9%，降到去年12月的6.5%，成效差强人意。虽然几次重大的工会罢工，都因为总统拜登和众议院的积极介入，而没有成为真实世界的梦魇。不过，最近两个月，拜登因自家被发现副总统任内的机密文件，在众议院1月20日开议后，成为掌握过半席次、共和党议员的众矢之的。如果再加上众议院拥有“拨款-增删”联邦预算的权力，以及联准会独立的决策机制使然，受到国会掣肘的拜登面对挥之不去的“停滞性通膨”威胁，恐怕无心、也无力解决民众和劳工关心的民生问题。
其次，受制于意识型态和政治氛围，大刀阔斧的政策配套措施，“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尝试解决问题的同时，也可能制造出更大的政治危机。短命的英国特拉斯内阁就是发人深省、值得警惕的例子。特拉斯去年9月上任之初，颇具雄心壮志地推出“减税-补贴-借贷”的政策方案，没想到出师不利，导致英镑大跌，以致她只担任六周首相就被迫下台，改由强生首相任内的财政大臣苏纳克接任。而保守党的苏纳克上台后重视外交政策，面对40年一见的通膨，恪遵“不加薪，不补贴，不举债”的意识型态，无力改变现状，其结果就是罢工烽火遍地，工党虎视眈眈，普罗大众只能自力救济。
最后，规模最庞大、最持久、最激烈、最多年长者走上街头抗议的罢工是在法国，退休金制度的改革，伴随着能源通膨和生活困境，成为政治上的死结。一方面，总统马克龙去年5月连任后，已将62岁延后到65岁退休的政策主张，让步到64岁；另一方面，为了争取右派共和党的支持，他也提出每月退休金给付不低于1,200欧元的诉求。但即便如此，舆论还是强烈反弹，进而引发新的罢工潮。
不过，令人意外的是，左派的分裂，也见诸1月中旬分开举行罢工的“黄背心运动”，以及法国八大工会的全国联合罢工。12年前，八大工会的全国罢工，是为了退休年龄从60岁延后到62岁，12年后，再次为退休年龄延后两年，而一起走上全国抗争之路。不同的是，2018年11月迄今的“黄背心运动”，已经能够和全国性的八大工会平起平坐，甚至侵蚀传统强悍工会的基石。“黄背心运动”源于住在大都会城市郊区的基层民众，因不满政府为了减排而开征燃油税，导致交通费用占总所得比例形同被垫高一个档次，因而群聚在街头进行激烈抗争，当时就有能力在全法各大城市同时发动示威，如今透过社群媒体，号召力更是不可同日而语，惟就长期发展来说，缺乏的还是在国会的代言人，以取得话语权。
“生而为了反抗”（born to revolt），不是工会或社会运动者的天命。激烈的暴力抗争，甚至是在街头主动攻击警察，即使是为了表达罢工的诉求，不但跨越法律的界线，更不会得到社会大众、以及政策利害关系的当事人支持。然而，历经三年疫情和一年通膨之后，人民希望安居乐业而不可得，驱动罢工群众在寒冬时节走上街头，示威抗议，如何让人民有“免于匮乏的自由”，这才是高坐庙堂之上的“父母官”必须反求诸己，看待罢工运动的态度与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