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新年是送旧迎新的时节，理应一片祥和，为人们带来希望，但在香港仍未从政治动荡中复元的情况下，这种卑微的愿望似乎十分奢侈。如果说取消烟花汇演、花车巡游只是小事，那么香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卷入中美博弈之际，“一国两制”前景却因反修例风波受到质疑，社会陷入“身份认同”焦虑，则令人忧心忡忡。如何在风高浪急下站稳脚步，清楚定位，继而重新出发，是香港社会不能回避的课题。
虽然在区议会选举后，骚乱频度、密度有所减弱，但仍有部份人执迷不悔，继续沉溺于虚幻当中：有人误以为暴力可迫使政府“跪低”，从而“光复香港”；有人主张拥抱美国寻找“对冲”，以此作为争取自由民主的“外援”；也有人因蔡英文连任台湾总统受到鼓舞，一厢情愿地把情感投射到台湾。与此同时，领导全社会的香港政府在面对积习经年的深层次结构矛时，依旧欠缺思维上的革新，以为推出一些小修小补的措施便可搪塞过去。
不论朝野，其实都在自欺欺人，结果就是浪费光阴，到头来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与其不切实际地蹉跎下去，继续在想像中寻找慰藉，倒不如重归理性，以务实态度直面香港的挑战。
坊间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年轻人拥抱后物质主义，有自己的价值追求，深信自由民主是香港的出路。倘若跟我们的未来栋梁说，香港的深层次问题在于经济民生，仿佛便会贬损反修例运动的神圣性。事实上，单从“五大诉求”无一与经济民生有关可见，估计没有多少示威者觉得产业结构不合理、分配不公、民众生活品质太低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这显然是掩耳盗铃——香港深层次结构矛盾突出，政治体制滞后是其中一因，但不能低估、甚至无视社会经济上的困局。长期以来，港府迷信自由经济，在经济民生事务上碌碌无为，没有正视既得利益阶层与弱势群体之间的冲突，从而为政治激进主义埋下种子，“占中”、旺角骚乱、反修例运动都是因此而起。
“五大诉求”包括重启政改，也即《基本法》写明的双普选。按照教科书的说法，普选可扩大市民参政、议政的空间，撤换不称职的领导人，可带来善治。我们并不否认以普选为主要特征的政治民主有其合理之处，但与此同时，亦要明白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参考法国“黄背心”运动和反退休金改革引发的骚乱，便可知道即使在具备政治民主的国度，同样也会发生旷日持久的社会抗争。因此，一味以“自由民主”这种意识形态视角去解读香港的困局，显然存在偏差。
一方面，政府应遵循《基本法》的要求，在适当时候重启政改，但另一方面，绝不能耽误经济民生工作。当局上星期推出了“十项民生措施”，就长者、劳工、房屋三大范畴增加经常性支出，相比往日的不作为，算是大胆了些，但还是远远不足。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在特首林郑月娥眼中，把“两蚊（两元）搭车”优惠的受惠人群由65岁调低至60岁，居然是一项值得吹嘘的“德政”。如果她真的这么肤浅，根本就是恬不知耻！
与其加剧撕裂 何不重归于好
反修例运动把香港的深层次结构矛盾彻底暴露，教训不可谓不深刻。若要克服矛盾，正确态度是直面问题，尽快凝聚共识，然后推动改革。近年社会撕裂为“黄”、“蓝”两大阵营，许多亲友因政见不同而“割席”，社会因此付出代价。撕裂之所以会发生，往往源于双方互不相让，自以为真理在手。其实，只要各方展现诚意，例如由政府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彻查骚乱的来龙去脉，示威者也愿意放弃“勇武”，重启对话，相信社会便会祥和得多。
可惜的是，社会上依然有一股势力意气用事地妨碍团结。最近很多人讨论“黄色经济圈”，试图用价值观来区分人群，骤眼看来，这个想法很有个性、骨气，实际上却是无聊透顶。姑且不说“黄店”业主可能是“蓝丝”，食材可能来自内地（中国大陆），其真正祸害在于加剧“黄”“蓝”对立，这对撕裂严重的香港有什么好处？一个撕裂的香港，难道就是他们想“光复”的香港吗？这不是自欺欺人又是什么！
许多人一直在拒认事实，直至碰钉子才懂修正，但一来一回已浪费不少宝贵光阴，香港众志的“觉悟”便是一例。相信是出于选举考量，它早前宣布放弃“自决”纲领，把宗旨改为“推动香港的民主与进步价值”，避免重蹈其主要创办人黄之锋无法参加区议会选举的覆辙。稍有常识的人都明白北京对国家安全、领土完整的坚持，“自决”或“港独”根本不符合政治现实。若香港众志早有这种觉悟，DQ（丧失参选资格）不会发生。理性的做法是放弃玩弄这类敏感词，只有这样，我们才可重返“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这些真正有意义的课题上。
与其乞求外国 不如反求诸己
继续玩无聊的把戏，只会妨碍香港找到清晰的定位。当前，西方逐渐衰落，中国快速崛起，印度、非洲亦会不断壮大，世界正在多元发展，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看似与香港没有什么关系，实际上却息息相关，但不少人仿佛对此没有多少把握，依旧以昔日的意识形态视角看这个新格局，并以此为情感寄托。最近蔡英文靠大打“香港牌”而连任，不少香港市民深受鼓舞，甚至把台港两地视为“命运共同体”，深信两地可在美国庇荫下与北京博弈。如果他们真的怀有这种想法，那便未免太幼稚了。
人难免会冲动，但最后总得冷静下来，不要令错误判断的代价愈变愈大。先不说民进党政府对香港“用完即弃”，拒绝推动一些“勇武”示威者想要的《难民法》，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对香港口惠而实不至——他曾扬言把香港问题和贸易谈判挂钩，一度令对美国有期待的示威者高兴了一阵子，但如今中美已签署首阶段贸易协议，估计特朗普在捞取政治资本后，暂时不会再提香港，这难道不证明了美国政客的伪善吗？对美国而言，香港或许只是一张可以随意抛弃的“纸巾”而已。
核心价值要守 深层问题须解
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香港应该怎样做？首先是要克服深层次结构矛盾，练好内功，迎接挑战。林郑宣布在民生范畴增加经常性支出，踏出了重要一步，但这不应是终点。政府（港府）必须彻底摒弃“小政府、大市场”思维，主动就经济民生进行改革，既要调整产业结构，也要解决分配不均的问题，借以建立可持续发展、全民共享的社会。这些改革不容易做，但正如《香港01》多次指出，香港拥有不少“家底”，包括庞大财政储备，在法治、金融、专业服务等领域具备优势，足以助香港强化“内功”。
与此同时，香港应坚守开放、多元、法治、和平表达意见等核心价值，不能有丝毫动摇。在反修例示威中，市民对“暴力”的包容度明显较以往大，变相令激进示威者有恃无恐，最近不断发现的爆炸品和枪械就是证据，被捕人士隶属各种勇武派系，若他们误信暴力可以换取政府让步，实属幼稚。许多社会贤达早就作出警告，例如终审法院前首席大法官李国能早在去年7月明言，非法和暴力行为必须人人谴责，这在法治社会是不可容忍的；现任首席大法官马道立在今年法律年度开幕礼上，也批评有人以暴力手法表达意见。法治是香港的核心竞争力，它既是香港得以发展为国际大都会的关键因素，也有助香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保持优势，可是我们却在不知不觉间放松了对这笔无形财富的守护。如果大家不再坚持法治，那便是自毁长城。
而在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我们切忌跌入粗疏的二元对立。反修例运动激化了陆港矛盾，“一国两制”前景备受质疑，其中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在月初煽风点火，指中国政府近年推出高铁一地两检、港珠澳大桥、大湾区规划等项目促进中港两地经济一体化，会蚕食香港的高治自治，令香港变成“另一个中国城市”。这些非此即彼、只能在中国和国际之间二选一的论调看似颇有市场，实则经不起推敲。
事实上，香港得以由昔日的渔村转化为现代化都市，从来都离不开中国因素的加持，只要港府在“一国两制”原则下主动做好规划，为什么香港不能利用内地经济的动能，突破自身经济发展的樽颈？中国经济发展对周边国家经济的助益显而易见，国家主席习近平刚访问的缅甸就是个例子，它曾经被西方政府和“民主自由阵营”视为围堵中国的一员，现在却因应自身经济发展而要加强与中国的合作，缅甸所属的东盟及东北亚的韩国和日本，与中国的经济联系更不在话下。
习惯了胡思乱想，要改变想法并不容易，但香港已经历了为期不短的政治虚耗，是时候摒弃狭隘思维了。政府和示威者都不要再自欺欺人，应该思考什么才符合香港的长远利益，如何做才有利“一国两制”的长期实践。我们深信，这才是香港在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应有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