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于瑞士达沃斯举行之世界经济论坛来到第40个年头，事前各大研究机构及非政府组织纷纷发表报告，暴露世界各国贫富悬殊严峻，以及各地人民对资本主义制度逐渐失去信心。乐施会报告指出，去年全球财富超过10亿美元之2,153名亿万富豪，比底层六成人口的46亿人拥有更多财产；而最富有的22位男性，财产更多过全非洲3.25亿名女性加起来，揭示贫富尤其是两性间之经济不平等。另外爱德曼公关公司（Edelman）发表全球信任度调查报告，访问27个经济体3.4万人，结果显示大多数人认为现行资本主义制度弊多于利，众多已发展经济体之人民对未来之经济前景感悲观。
爱德曼全球信任度调查报告从2000年开始，研究民众是否信任体制可促进社会流动，如美国政治学家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言般乐观。福山于1989年东欧剧变后抛出之“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理论，大胆假设以美国为首之资本主义民主，将于共产阵营倒台后成为人类历史之终极生活模式。虽然2001年9.11恐袭被视为对资本主义民主体系之挑战，却最终会战胜极端伊斯兰主义及“亚洲价值”。然而事如愿违，2008年爆发之金融海啸单在美国便迅速蒸发10.2万亿美元，不过富豪及银行得到政府救市，经济损失转嫁于一般平民身上。多年来之紧缩政策，令西方社会民粹、排外、民族主义浪潮此起彼落，对体制不信任有增无减。国际格局亦朝多极发展，极端伊斯兰主义于全球造成恐袭危机，中国崛起之模式亦对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带来挑战。福山亦不得不修正其理论，承认当年的“历史终结论”言之过早。
在世界经济论坛上云集的，为笃信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企业巨头及各国元首，一众人几乎垄断全球经济及政治权力。自德国经济学家史瓦布（Klaus Schwab）于1971年举办达沃斯论坛以来，几乎大部份时间在提倡去干预（disintervention）之经济政策。削减政府规模、出售公有产业、减少政府管制、减轻税务负担、鼓励成功而非补贴失败之新自由主义思维大行其道。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冠此批精英“沃达斯人种”（Davos man）之名，称此类人缺少对民族忠诚需要，视国界为除之而后快的障碍，并视国家及政府为历史残渣，其惟一作用仅为精英之全球运作提供协调。当新自由主义之繁华旧梦被经济海啸催破后，在今年现身沃达斯的，是力主贸易壁垒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反精英民粹主义、并时而反民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
特朗普以及民粹政客近年不断涌现，正是过去数十年“沃达斯人种”当权，世界贫富日益悬殊之直接结果。中下阶层人民在全球化新自由主义之下，职位不断流失予第三世界国家，以“沃达斯人种”为首之跨国企业及精英累积大量财富，中下阶层人民工资及生活质素却停滞不前，当经济泡沫爆破时更是首当其冲。其将愤怒投射在政客、精英、移民，结果导致排外民粹主义之反精英政客崛起。特朗普在沃达斯上咄咄逼人的意气风发，亦令精英终于醒觉若不尽快弥补贫富不均等缺失，整套资本主义制度将有被颠覆之危机。史瓦布早于多年前便提出过“持份者理论”（stakeholder theory），主张企业不应只对股东负责，亦需对员工、顾客、环境负责，力抗当时美国经济学家佛利民（Milton Friedman）的企业惟一目的为利润最大化主张。
为应对迫在眉睫的气候危机，达沃斯论坛亦连续第二年邀请瑞典“气候少女”通贝里（Greta Thunberg）。但当史瓦布要求所有与会者承诺2050年前达成零排放之际，达沃斯上空承载富豪大亨出席论坛之私人飞机却络绎不绝。大会虽然为来宾准备冰雪户外鞋鼓励其以步行出席会议，建议不提供鹅肝或鱼子酱等食品以支持环保，但此对于大部份生计拮据的平民来说，仍可谓极大讽刺。一连五天之达沃斯论坛到了晚上，应邀的精英将出席美国富商索罗斯（George Soros）之晚宴、又或者高盛大亨斯卡拉姆齐（Anthony Scaramucci）之酒会、甚或摩根大通董事长戴蒙（Jamie Dimon）在博物馆举行之派对，然后回到每晚房租至少500美元的酒店房间歇息。可见大部份时间交际应酬，对真实问题埋首不理的精英，在海拔1,560公尺阿尔卑斯山上围炉取暖大会，不仅是物理上的离地，更是精神上的坚离地。
避免得失英国石油公司或Google等巨头，史瓦布对碳排放税或反垄断法等实质政策倡议避而不谈。去年应邀出席并于一众富豪面前大谈富人避税、逃税、瞒税问题的荷兰历史学家布雷曼（Rutger Bregman），该片段在社交媒体疯传后，今年亦不再获邀出席论坛。虽然近年与会精英及史瓦布本人都逐渐反思、批判昔日去干预之新自由主义思维，并提出改革声音，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Kristalina Georgieva）月初便呼吁各国检视其税制并考虑引入累进税以向富人征收更多税项，乐施会去年亦促请各国向企业及富人加税以缩窄贫富差距。此类建议却如气候问题一样，一直只闻楼梯响。毋怪身为达沃斯论坛常客的前白宫联络室主任格根（David Gergen）直言，史瓦布只习惯于在意念的世界中而非行动世界中当积极份子。同理放在达沃斯论坛中的精英皆然。
至于曾被佛利民奉为自由经济圭臬之香港，在此次爱德曼全球信任度调查报告中亦出现意外结果，竟有近一半人认为现为现有资本主义对世界弊多于利。此在一个以自由港开埠、积极不干预闻名、奉小政府大市场为金科玉律之金融港来说，比率实在不少。逾三成香港人对未来五年之经济前景感悲观，在26个国家或地区中排尾五。诚然，香港贫富悬殊比其他经济体都要严重。乐施会于2018年报告显示香港社会贫富差距12年来扩大至44倍，贫穷人口于去年尾更突破140万创新高，约21万人居住于9.3万间劏房。经济不平等如此险峻，近一半人自然会对资本主义失去信心，对努力就能向上流动之“狮子山下”精神嗤之以鼻。当香港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不平等情况如此惨烈，警民冲突、官民彼此不信任所导致的社会动荡不安，街头在燃烧之际，特首林郑月娥远赴达沃斯跟一大批离地的政要巨贾开开会、喝喝香槟，围炉取暖之外，能为香港人带回甚么大胆破格之新意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