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去年11月以来，中国陆续推出逾50项涉及反垄断、网络及数据安全、教育、金融和社会公平领域的新监管规定，以华尔街为首的西方专家学者，多以违背自由市场逻辑、共产主义将再起等言词重炮批评，近期陆港股及海外中概股亦因此表现疲弱，受影响的企业股价更出现剧跌。但若回顾习近平上任至今的重要改革政策，可以发现中国政府所谓的结构转型政策却都有一定脉络，近期加强行业监管不完全是横空出世之举。
简单地说，自2012年习近平上任迄今，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便不再是一味的追求高成长，而是采取兼顾“经济成长目标”及“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双支柱调控架构。像是习近平上任之初，中国饱受金融海啸时期推出的“四万亿计划”刺激政策所遗留的产能过剩之苦，加以在刺激政策爆量期间，收贿舞弊事件频传。因此，“打贪腐”及“供给侧改革”成为避免经济发生系统性危机的重要手段。
2016年，习近平进入第二任期，产能过剩问题稍解，但影子银行体系累积的金融风险，以及过高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成为当时中国在维持经济成长的同时，也要防范的系统风险，北京政府遂推出一系列以“金融去杠杆”为主的整改措施；2018年3月，中美贸易战正式开打，中国最主要的系统性风险便来自于高科技领域技术的“卡脖子”问题。于是，中国全面检讨过去科技业偏向软体方向发展，导致硬体关键技术受制于人的问题，且一方面透过人民币贬值冲销美国提高关税影响，一方面全力推进“中国制造2025”，着重高科技制造业及关键技术领域的去美国化。同时，在中美脱钩的大背景，以及中共担忧西方透过市场力量、数据使用影响中国科技业发展与国家安全，甚至动摇统治基础下，中国国务院在2020年4月将“数据”与资本、劳动力、土地、技术并列为“生产要素”。对于自诩遵循社会主义的中国而言，生产要素的列管乃是“份内之事”，也成为“蚂蚁金服”于香港与上海双重IPO被叫停，以及“滴滴出行”在美上市后，旋即遭中国监管单位以违反网络安全为由进行审查的前因。
至于去年底以来，随着中国疫情相对控制得宜，加以受惠于全球防疫产品及其原物料需求暴增，拉动中国出口，促使出口金额屡创新高、经济恢复成长后，习近平再度进行新一轮的结构改革。尤其是此时的中国经济进入存量时代，在人口红利期高峰已过下，持续恶化的社会问题难以再依靠高成长的中国梦掩盖，极大的贫富差距、持续高涨的房价，以及少子化等社会问题成为影响中共统治基础的系统性风险。2021年8月17日，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第10次会议，主要议题是“促进共同富裕”，会中并提及“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的基础制度安排，显见贫富不均问题已严重到威胁中共领导威信，与习近平于2022年中共二十大打破惯例争取连任的合理性，而贫富差距反映在医疗、教育、住房三个面向最为显著，也被视为这个阶段必须攻克的“新三座大山”。因此，今年4月阿里巴巴因违反中国《反垄断法》被开罚一事，即是中共向大企业宣示将重新分配大型科技平台在过去十多年中积累的财富和权力，试图创造更公平的竞争环境，一反过去科技业大肆并购，最终酿出资本过度集中及压抑新创能量的副作用；7月对教育培训行业实施整顿的“双减”新规上路，同样也是冲着贫富差距将造成阶级复制而来。
换言之，习近平上任至今的经济发展战略，大致脱离不了兼顾“经济成长目标”及“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双支柱调控模式，未来的发展重点则在“促进共同富裕”，近期的政策变革其实或多或少都早有预警。问题是当前被西方世界视为走回头路的大幅度政策转轨，究竟是会成为一起“中国例外”的成功案例，还是坐实了扼杀经济发展与创新的预言，最终结果仍难以预料。倘若又因“始料未及的法则”（law of unintended consequences）而发生副作用，北京政府是否有适时修正政策方向的能力。但无论如何，对中国来说，在中美争霸不歇及中共巩固统治权威的政治考量下，近期一连串的政策转弯实是不得不走的路径。
诚如澳洲前总理陆克文（K. Rudd）所言，中国的未来不属于西方政治的任何形式，而是专属于中国的一种共产主义与儒家主义的结合。上世纪80年代美国奉行现代化理论，认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会带来政治的开放和民主化，如今来看，崛起后的中国在政经体制上并未向西方靠拢，甚至随着经济与政治实力的强化走上自己的道路。因此，全球投资人切勿再以西方经济学的投资逻辑看待中国，而忽视了1949年后的中国本就存在政策松紧交替的循环，以及其之相应的政治与政策风险。
